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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自YAHOO新聞

本報特約

　2015年上半年，中國大陸經濟增長7%，這是中國經濟走上創新發展之路的新起點。從現實來看，2015年中國大陸經濟呈現出非常強的兩面性，一方面，傳統企業不改革、不技術改造和產業升級，就沒有活路；另一方面，大量新興產業、互聯網+、新商業模式的創新型小企業正在迅速發展，它們重組了存量資源，在資本市場的助推下快速成長。事實上，中國大陸經濟正處在巨大的轉型摩擦中，雖然從電力等消耗指標看增長緩慢，但傳統的統計沒能涵蓋創新的作用，以2008年世界銀行修訂的GDP新核算中引入的智慧財產權、R&D、資源租賃、職工期權等新指標核算看，中國大陸經濟中的創新探索是真實的，而且發展迅速。可以預計，2015年是中國大陸經濟大轉型元年，對此有必要從理論上加以認識。 跨過“陷阱”的關鍵是創新 　20世紀50年代，學界對“貧困陷阱”進行了集中探索，貧困陷阱也叫馬爾薩斯陷阱，即人口圍繞自然生產力波動，不能逃脫自然力的束縛而處於貧困的狀態。工業革命後，人們掙脫了自然力的約束，人口增長、富裕程度提高，打破了馬爾薩斯陷阱，後發國家通過引入現代工業部門逐步從二元經濟結構中突破貧困陷阱走向了現代化，中國大陸就是成功突破貧困陷阱的國家，但世界上仍有很多國家難以突破。進入新世紀，世界銀行根據全球的經驗統計又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認為當前主要是東亞國家和地區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轉型為發達國家，拉美的大多數國家仍在陷阱中徘徊，需要突破。現在，發達國家自己又提出了“高收入陷阱”理論，認為發達國家進入了長期停滯的狀態。 　事實上，規範的經濟增長理論都會假設經濟要素受到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導致經濟增長會逐步收斂在一個均衡的軌道中。因此，經濟發展到任何階段都會遇到“增長停滯”的問題。由於只有技術進步被假設為是外生的，因此，要突破均衡狀態只有通過技術革命和創新，創新驅動的激勵則來自於市場競爭。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後，大量的經濟學家開始討論“長期停滯”理論和“新卡爾多事實”。學者們發現，可以通過更多的創新要素來突破“卡爾多事實”提出的生產要素收斂到均衡路徑的問題。當前國內外討論中國大陸經濟增長均值回歸理論的邏輯就源於“卡爾多事實”提出的均衡路徑理論。與“卡爾多事實”不同，“新卡爾多事實”強調除一般的技術創新外，還有大量的新增長要素呈現出規模收益遞增的特性，如資訊、知識、教育、創意分享、制度等新的供給要素，它們不僅能帶來新的技術創新，自身也會成為生產和消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使得知識生產和知識消費更為一體化，從而成為推動經濟突破瓶頸的重要方面。 　與此同時，同知識生產相關的新的統計體系也開始跟進。2008年世界銀行推出了新一版的GDP核算SNA體系，一是引入了最為重要的“法定所有產權”與“經濟所有者”概念，非常重視實際使用者承擔風險和享受收益的計算；二是將智慧財產權產品列入GDP中，原來作為成本項目的研發、資源勘探、資料庫等變成了GDP增值項目，人們在精神生活中享受的大量產品從消費專案列入到了供給項目；三是引入了“雇員股票期權”，將期權帳號與勞動報酬體系一致化，體現了人的因素，把原來的資產收益轉變成了人力資本收入；四是引入資源租賃，體現了實際運用者利益保護的原則。很明顯，新的核算體系強化了創新驅動，智慧財產權生產、人力資本被認為是現代經濟轉型的根本，傳統的資產所有權概念被淡化了。 　目前，中國大陸有很多創新企業正在蓬勃發展，創業氣氛高漲，比如全球互聯網企業市值前十位的排行中，就有四家是中國企業。中國目前的R&D支出、教育支出、文化娛樂支出都在快速增長，雖然這些新的轉型還難以納入到現有統計框架中，但學者們已注意到，與過去相比，同樣的增長速度蘊含著不同的增長品質和創新內涵。未來，我們是通過創新、創業來整合舊經濟，突破增長的徘徊，還是不斷用錢去救助“僵屍企業”，拉高新經濟的成本，甚至將經濟拖回到舊的傳統體系下，這是問題的關鍵。 　在再平衡中實現經濟轉型 　2012年以來，中國大陸經濟增長減速，今年上半年增長率為7%，PPI（生產者價格指數）持續3年為負，按照潛在經濟增長理論，中國經濟當前的增速是低於潛在增長率的，出現了負的產出缺口，導致了持續的生產者價格指數下降。一般來說，在解釋低於潛在增長率的經濟增速時，大多探討的是外部衝擊，即認為是國際經濟衝擊導致了實際經濟增長率低於潛在增長率。 　眾所周知，2008年美國引發全球金融危機，中國大陸利用積極財政政策應對；2010年歐債危機，中國通過寬鬆貨幣政策維持了經濟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的一致水準。但到目前，全球持續的增長低迷沒有改善，這也使得中國大陸改變了應對危機的政策，不再將反危機的短期政策長期化。2014年以來，中國主動調低了增長預期，提出了新常態經濟理論與政策，積極應對國際長期經濟低迷對中國大陸的衝擊，為中國大陸經濟轉型尋找到了騰挪的空間。 中國大陸經濟不僅受到國際外部衝擊，國內也在積極轉型，特別是在降低碳排放方面進展迅速，推動了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從經濟核算的角度看，大幅度降低碳排放是一種階段性的外部衝擊，按生產函數模型計算，每年的衝擊不低於0.5到1個百分點。 　在積極應對全球經濟低迷和國內降低碳排放的兩個階段性衝擊之下，2015年上半年，中國大陸經濟7%的增長率確實來之不易，這為經濟轉型尋找到了空間。 　全球經濟過去50年中經歷了28次順差逆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通過大量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分析與案例研究發現，每次再平衡都是一個國家轉型的重要時間視窗：首先，經濟增長會因再平衡而降低約0.3∼1.2個百分點；其次，結構調整會加快，其中最為積極的貢獻者為投資，平均達3.3個百分點，私人消費提高0.8個百分點，貿易盈餘的帶動作用明顯下降；再次，產業和就業結構會重新調整，非貿易部門如服務業的產業份額會提高，貿易部門與非貿易部門的就業會重新配置；第四，創新加快，中高技術份額顯著提高，該國經濟在全球分工價值鏈中的地位得以提升。 　可見，經濟再平衡的過程能夠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創新。2014年以來，中國大陸經濟的新常態充分體現了上述結構轉型的特點：中國大陸經濟遭受國際蕭條的衝擊，經濟增長速度低於潛在增長率0.5個百分點以上，並通過積極擴張投資緩衝需求的收縮，穩定經濟增長；在經濟結構調整方面更為進取，服務業比重明顯提高，並大量吸納就業，技術進步加快。 　從潛在增長率的計算來看，根據傳統的生產函數，中國的要素積累能力下降是客觀的。但按照新要素供給理論，如果能夠提供更多的優化資源的制度安排、提高人力資本、加大研發投入推動技術進步、促進知識生產與消費互動，互聯網+等新要素會推動實現規模收益遞增，從而抵消傳統的資本和勞動要素的規模收益遞減，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因此，如果能夠通過改革釋放經濟增長的活力，大幅度提高新要素的供給，不斷提高創新貢獻，中國大陸將能夠順利步入中高收入水準。總之，創新是經濟高品質發展的關鍵，而這均需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經濟轉型的體制與政策選擇 　中國大陸經濟轉型的核心是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其中最為重要的是讓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力量，讓創新驅動充分受到市場的正向激勵。與此同時，還要發揮宏觀政策的穩定劑作用，積極在利率、稅收、定向調控等方面助推創新轉型。 　首先，應全面深化市場配置資源的制度改革。要打破政府長期干預資源配置的機制，讓市場來配置資源。一是政府要轉變職能，切實簡政放權，徹底政企分開；二是促進統一市場的儘快形成，重點解決更高層次的開放即要素市場的開放，解決在資本市場、人員流動、基礎設施、資訊等領域的割裂問題；三是打破行政管理體系“條塊分割”的現狀，促進分工深化與創新外溢；四是強化法治，規範市場經濟秩序。 　其次，通過改革進行存量釋放。未來應加快科教文衛事業單位的轉型和改革，推動服務業發展。當前服務業發展很快，但多為效率較低的行業，製造業與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相差一倍以上。主要原因是中國現代服務業主體的一部分存在於事業單位，如科教文衛；另一部分存在著嚴格的管制，如電信、金融、鐵路、航運以及大量的公共服務部門（如水電氣供給與排汙等）。這些服務業部門按發達經濟體計算基本上占服務業價值的80%以上。事業單位改革與放鬆管制相結合，將會釋放出中國現代服務業的存量，這一點至關重要。 　再次，重組地方債務，保護基礎設施投資的積極性，推動財稅改革。近年來中國地方政府大規模舉債進行基建，形成了大量重要的基礎設施資產，包括教育、文化、醫療保健等等，這些資產短期回報率低，現金流也較差，但關乎人力資本的提升，是中國大陸經濟轉型的根本。對此，中央政府可以按照專案期限、收益率、專案的經濟外部性和功能性特點，發行低利率的長期特別國債，購買地方社會基礎設施資產，以減輕地方政府債務負擔，推動地方政府的行政和資源配置方式改革。通過財稅改革，推進以工業企業增值稅為主的稅制向以消費、收入所得、財產保有環節的直接稅為主的稅制轉變，削弱地方政府側重於生產性投資的稅收激勵。 　最後，推進金融改革，進行資源配置方式的根本轉型。從以銀行信貸推動規模發展的配置資源方式，逐步轉向以資本市場配置資源的方式，推動“創新能力”的發展。（大陸國研網專供，作者：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張平） 【中央網路報】

新聞來源https://tw.news.yahoo.com/本報特約-宏觀縱覽-7-是走向創新發展之路的新起點-0828004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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